第170章 刘婵

建安十二年（207年）的深秋，荆州新野城的官邸内，一阵清脆的啼哭划破了萧瑟的空气。

刘备望着怀中刚刚出生的幼子，这位年近不惑仍居无定所的枭雄，眼中罕见地流露出温柔。

彼时的刘备，虽寄寓于荆州牧刘表麾下，却始终怀揣着兴复汉室的宏愿。

他为幼子取名刘禅，表字公嗣，饱含着延续刘氏基业的殷切期望。

建安十三年，曹操挥师南下，刘表病逝，其子刘琮不战而降。

刘备被迫率军民南撤，在当阳长坂坡遭遇曹操精锐虎豹骑。

混乱中，甘夫人抱着尚在襁褓的刘禅与刘备失散。

赵云单枪匹马，在曹军阵中往来冲杀，七进七出，终于在乱军之中寻得母子二人。

当赵云血染征袍，将安然无恙的刘禅交至刘备手中时，这位素来以仁德着称的主公，竟将幼子掷于地上，叹道：“为此孺子，几损我一员大将！”

这戏剧性的一幕，不仅稳固了赵云等武将的忠心，更在无形之中为刘禅的童年蒙上了一层特殊的政治色彩。

年幼的刘禅或许尚不能理解这其中的深意，但这场生死考验，却成为他乱世人生的开篇序章。

此后数年，刘禅跟随父亲辗转流离，从江夏到江陵，再到益州。

这段动荡的童年经历，虽让他远离了安稳的生活，却也让他早早见识到了世事的无常与残酷。

在刘备麾下一众谋臣武将的守护下，刘禅在战火与纷争中逐渐成长，那些耳濡目染的军事谋略与政治智慧，悄然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。

章武三年（223年）春，白帝城笼罩在一片压抑的氛围之中。

刘备病入膏肓，将诸葛亮等重臣召至榻前，进行最后的托孤。年仅十七岁的刘禅，跪在父亲的病榻前，聆听着那沉重的嘱托。

刘备对诸葛亮说道：“若嗣子可辅，辅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”

这番话语，看似是对诸葛亮的信任与放权，实则暗藏玄机，既是对诸葛亮的试探，也是对刘禅的警示。

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，年轻的刘禅展现出了远超年龄的政治智慧。

他尊诸葛亮为“相父”，将军政大权悉数托付，看似懦弱的背后，实则是对蜀汉局势的清醒认知。

彼时的蜀汉，经历了夷陵之战的惨败，元气大伤，国内人心惶惶，外部曹魏、孙吴虎视眈眈。

在这样的困境下，唯有依赖诸葛亮的威望与才能，方能延续蜀汉政权。

刘禅深知，自己初登大宝，根基未稳，与其贸然亲政，不如让诸葛亮全权处理国政，自己则在一旁学习历练。

诸葛亮主政期间，刘禅始终保持着恭顺姿态。

他全力支持诸葛亮的北伐战略，尽管多次面临粮草匮乏、百姓疲敝的困境，仍坚定为前线提供后勤保障。

每当诸葛亮出征，刘禅便坐镇成都，安抚百姓，处理政务，确保后方稳定。

他对诸葛亮的信任与尊重，不仅体现在言语上，更落实在行动中。

对于诸葛亮的各项决策，刘禅几乎言听计从，从不轻易干涉。

这种君臣之间的默契与配合，成为蜀汉政权在乱世中得以存续的重要保障。

然而，长期的放权，也让刘禅逐渐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。

他虽为一国之君，却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，成为了权力的象征。

但刘禅并未因此心生不满，反而以一种隐忍的态度，默默接受着这一切。

他明白，在蜀汉的特殊国情下，唯有如此，才能维持政权的稳定。

当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，刘禅的政治生涯迎来了重大转折。

他果断停止北伐，将战略重心转向休养生息。

为了避免出现权臣专权的局面，他废除丞相制度，以费祎、蒋琬、董允分掌军政大权，形成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。

在这一过程中，刘禅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手腕。

他巧妙地平衡各方势力，既充分发挥了费祎、蒋琬等人的才能，又确保了自己的统治地位。

这种权力分配方式，成功维持了蜀汉政权的稳定近三十年，期间蜀汉国内经济逐渐恢复，百姓生活也趋于安定。

景耀六年（263年），一场决定蜀汉命运的战争悄然降临。

司马昭调集大军，兵分五路伐蜀。

姜维率领蜀军主力在剑阁据守，凭借天险顽强抵抗，与钟会率领的魏军主力形成对峙之势。

然而，谁也没有料到，邓艾竟率领一支奇兵，偷渡阴平，绕过剑阁天险，直插蜀汉腹地。

当邓艾的军队出现在江油时，蜀汉朝廷顿时陷入了一片恐慌。

江油守将马邈不战而降，邓艾长驱直入，很快兵临绵竹。

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率领蜀军在绵竹拼死抵抗，但终因寡不敌众，全军覆没，诸葛瞻父子壮烈殉国。

绵竹失守后，成都门户大开，邓艾的军队如潮水般涌来。

此时的成都城内，兵力空虚，粮草不足，难以抵御如狼似虎的魏军。

面对危局，蜀汉朝廷内部分裂为两派：一派主张坚守成都，等待援军；另一派则力主投降。

光禄大夫谯周力主降魏，他在奏疏中向刘禅分析道：“若陛下降魏，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，周请身诣京都，以古义争之。”

这番承诺，或许给了刘禅最后一丝希望。

但更深层的原因，是蜀汉连年征战导致国力枯竭，经过多年的北伐与防御战争，国内经济早已不堪重负，百姓疲惫不堪，军队也因长期征战而士气低落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坚守成都无疑是一场胜算渺茫的豪赌，一旦城破，百姓必将遭受生灵涂炭。

经过一番痛苦的抉择，刘禅最终做出了投降的决定。

这个决定，不仅终结了蜀汉政权四十二年的统治，也让刘禅成为了千古争议的焦点。

有人指责他懦弱无能，不战而降，辜负了刘备、诸葛亮等先辈的心血；也有人认为他是为了保全百姓，避免无谓的牺牲，是一种明智的选择。

投降后的刘禅被迁至洛阳，封为安乐公。

在洛阳，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八年时光。

“乐不思蜀”的典故，更是将他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。

一日，司马昭设宴款待刘禅，席间故意演奏蜀地乐曲，旁人皆感伤不已，唯有刘禅嬉笑自若。

司马昭问他：“颇思蜀否？”刘禅竟回答道：“此间乐，不思蜀。”

这番回答看似荒诞不经，实则暗藏生存智慧。

在司马昭严密的监视下，唯有表现出胸无大志、安于现状的愚钝模样，方能保全性命。

这种“大智若愚”的生存策略，让他得以在西晋王朝的阴影下平安度过余生。

泰始七年（271年），刘禅病逝，谥号“思公”。

这一谥号既暗含对故国的追忆，也折射出西晋王朝对这位末代君主的复杂态度。

传统史观中，刘禅常被贴上“昏庸无能”“扶不起的阿斗”的标签，但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，深入探究他的一生，会发现事实远非如此简单。

刘禅在位四十年，是三国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，这本身就证明他具备一定的政治手腕和生存能力。

在诸葛亮主政期间，刘禅虽未直接参与军政大事，但他能够识大体、顾大局，全力支持诸葛亮的决策，为北伐战争提供了稳定的后方保障。

这种君臣之间的默契配合，展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胸怀。

诸葛亮病逝后，刘禅及时调整国策，停止北伐，休养生息，使得蜀汉在经历多年战乱后，经济得以恢复，百姓生活得到改善。

他废除丞相制度，建立起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，有效避免了权臣专权的局面，维持了蜀汉政权的稳定。

在文化层面，刘禅也有着自己的贡献。

他推动《蜀科》的修订完善，加强法治建设，使得蜀汉国内秩序井然。

同时，他重视教育发展，在成都设立官学，培养了一批本土人才，为蜀汉的文化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在民间，刘禅的形象也并非完全负面。成都武侯祠内，刘禅的塑像虽位居诸葛亮之后，但仍受百姓香火供奉，反映出民众对这位君主的复杂情感。

百姓们或许理解他的无奈，也认可他在维护蜀汉稳定、保障百姓生活方面所做出的努力。

从乱世婴孩到亡国之君，刘禅的一生始终被时代浪潮裹挟。

他的命运轨迹既承载着蜀汉政权的兴衰荣辱，也折射出三国时期复杂的政治生态。

他没有父亲刘备的雄才大略，也缺乏诸葛亮的经天纬地之才，但他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，在乱世中努力维持着蜀汉政权的存续。

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位末代君主，会发现其人生经历远非“扶不起的阿斗”所能概括，而是一个在夹缝中求生存、在困境中谋发展的真实历史人物。

他的故事，既是个人命运的写照，也是那个动荡时代的缩影，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与探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