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66章 董允

建安九年的暮春，蜀地绵竹的晨雾还未散尽，青石板路上便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

十六岁的董允背着竹制书匣疾行，深青色粗布长衫沾满晨露，发间还别着几片飘落的木棉花。

此刻他正赶着去州学，怀中揣着父亲董和从成都带回的《左氏春秋注疏》，书页间还夹着几片散发着淡淡药香的茱萸叶——那是母亲担心他受寒特意放的。

董允出身益州世家，父亲董和在刘璋治下担任益州郡太守。

不同于其他豪门子弟沉迷射猎宴饮，董允自小就展现出过人的沉静。

七岁那年，父亲带回西域商人进贡的夜光杯，家中兄弟争相把玩，唯有他捧着竹简诵读《论语》不为所动。

母亲笑着问他为何不感兴趣，他正色道："君子当以明德为宝，非珠玉可比。"

州学讲堂里，夫子正讲解《孙子兵法》。

同窗们听得热血沸腾，纷纷讨论如何排兵布阵，唯有董允皱着眉头起身："兵者凶器也，圣人不得已而用之。若不修文德，纵有百万雄兵又有何益？"

此言一出，满堂哗然。

下课后，几个世家子弟围着他嘲笑迂腐，他却只是将散落的书页仔细整理，低声道："商汤七十里而王天下，周文百里而致太平，皆因以德服人。"

建安十九年，刘备大军入蜀。此时的董允已在益州文坛小有名气，他撰写的《益州风俗考》不仅详述蜀地风土人情，更暗含治国安邦之策。

诸葛亮听闻后，特意轻车简从来到绵竹。

那日董允正在自家后院教邻家孩童识字，几个稚子歪歪扭扭地写着"仁义礼智"，见有陌生人来，吓得躲在他身后。

"董公子果然名不虚传。"诸葛亮抚须微笑，"治大国若烹小鲜，能将教化播于闾巷，方是真学问。"

董允急忙行礼，却见诸葛亮已弯腰捡起地上掉落的竹板，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最近研读的《周礼》批注，其中关于"六官分职"的见解让这位卧龙先生也不禁眼前一亮。

初入刘备幕府，董允负责文书典章整理。

彼时蜀汉草创，律法混乱，既有刘璋旧制，又掺杂荆州新法。

董允整日埋首于堆积如山的竹简之间，案头永远放着三种不同颜色的毛笔——朱笔标注矛盾之处，墨笔修订条文，青笔记录典故出处。

法正来查看进度时，常看见他披着单衣在烛光下踱步，嘴里喃喃自语："此条与《汉律》相悖，当以......"有次为了"盗窃量刑"的条款，他与法正从日中争论到深夜，连饭食冷了三次都浑然不觉。

刘备进位汉中王时，董允被任命为太子舍人。

初见刘禅，这个十岁的少年正趴在窗棂上看蚂蚁搬家。

董允并未立即说教，而是静静在一旁坐下，等刘禅玩够了才轻声问："殿下可知蚂蚁为何有序而行？"

刘禅摇头，他便娓娓道来："因其有分工，守规矩。治国亦如蚁群，若上下失序，则危如累卵。"

此后每日授课，董允不仅讲解《孝经》《尚书》，更常带刘禅走访市井，让他亲眼看看百姓如何耕作，如何纳税。

建兴元年，诸葛亮开府治事，破格提拔董允为侍中，领虎贲中郎将，统宿卫亲兵。

这个任命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——侍中历来由亲信重臣担任，而董允既无军功，又非荆州旧部。

诸葛亮却力排众议："董允之贤，在于能守本心。宿卫皇宫，非此人不可。"

彼时的蜀汉宫廷暗流涌动。

东州士族李严一党与荆州集团矛盾日益尖锐，宫中宦官也开始暗中结党。

董允每日天不亮就入宫，先检查各处门禁，再核对内库账目。

有次发现负责采买的宦官虚报物价，他立即命人彻查，连牵涉其中的刘禅近侍也一并惩处。

刘禅虽心中不满，却也不得不忌惮他严肃的神情。

建兴五年，诸葛亮北伐前夕，在那篇千古传颂的《出师表》中，特意写下："侍中、侍郎郭攸之、费祎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实，志虑忠纯......至于斟酌损益，进尽忠言，则攸之、祎、允之任也。"

这短短数语，饱含着对董允的信任与期许。

大军出征那日，董允站在城楼上望着远去的旌旗，手中紧握着诸葛亮临行前交给他的密信，信中叮嘱："宫中之事，全仗公琰（费祎）与休昭（董允）。"

诸葛亮北伐期间，董允的担子愈发沉重。

他每日要处理数百件奏章，还要监督宫中大小事务。

有次刘禅听信宦官谗言，想在民间广选美女充实后宫。

董允捧着《周礼》连夜入宫，在宫门外跪了整整两个时辰。

刘禅无奈召见，却见他言辞恳切："昔日齐桓公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乃因'毋以妾为妻，毋使妇人与国事'。今陛下即位未久，北方未平，若沉溺声色，何以服众？"

说到动情处，泪水浸湿了竹简。

刘禅最终收回成命，却也因此对他生出几分怨怼。

延熙六年，费祎主政时期，董允兼任尚书令，与费祎、蒋琬并称为"蜀汉三杰"。

三人分工明确：蒋琬总理政务，费祎处理外交，而董允则坐镇朝堂，监督百官。

此时曹魏派使者陈泰来访，宴席上陈泰故意拿出西域进贡的夜光杯、波斯地毯等奇珍，暗示只要蜀汉称臣，便可共享荣华。

董允当场命人将礼物封存，正色道："我蜀汉虽偏居一隅，然先帝承汉室正统，岂可为财帛折节？这些器物，请使者原样带回，转告贵国丞相，天道昭昭，顺之者昌。"

陈泰归国后，向司马昭感叹："蜀汉有董允在，犹如铜墙铁壁，不可轻犯。"

董允一生清贫，虽居高位，家中却只有几间陋室，藏书倒是堆满了整个厢房。

他常将俸禄分给寒门学子，自己的妻儿仍穿着粗布麻衣。

有次儿子生病，家中竟拿不出钱请郎中，还是费祎闻讯送来药材。

同僚劝他置些田产，他却笑道："食君之禄，当思报国，若为子孙谋财，与贪官何异？"

延熙九年，董允积劳成疾。

病榻之上，他仍心系国事，反复叮嘱前来探望的费祎："北伐之事，不可操之过急。百姓历经战乱，急需休养生息。"

临终前，他将毕生批注的《周礼》交给门生，书页间密密麻麻的字迹，凝结着他一生的心血。

噩耗传来，成都百姓无不悲痛。

自发罢市三日，街头巷尾摆满祭奠的白花。

许多寒门学子徒步数百里赶来送葬，他们中有的曾受董允资助，有的听过他讲学。

数十年后，当姜维最后一次北伐失败，蜀汉大厦将倾之时，人们仍会想起那个永远身着素衣、手持竹简的身影——他用一生守护着蜀汉的尊严与道义，虽无力回天，却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光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