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56章 诸葛亮

东汉末年，政治腐败，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，社会矛盾激化，黄巾起义爆发，揭开了乱世的序幕。

在这样的动荡年代，光和四年（181年），诸葛亮出生于琅琊阳都（今山东临沂）的一个官宦世家。

诸葛家族在当地颇具声望，父亲诸葛珪曾任泰山郡丞，良好的家庭环境为诸葛亮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条件。

然而，命运却在他幼年时便展现出残酷的一面。

三岁丧母，八岁丧父，孤苦伶仃的诸葛亮与弟弟诸葛均只得投奔叔父诸葛玄。

建安二年（197年），诸葛玄在豫章太守任上失势，带着诸葛亮兄弟前往荆州投靠刘表。

不久后，诸葛玄病逝，年仅十七岁的诸葛亮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。

此时的他没有选择投身仕途，而是决定隐居于襄阳隆中，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躬耕生活。

隆中地处群山环抱之中，景色秀丽，诸葛亮在此搭建草庐，每日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看似过着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。

但实际上，他在茅草庐中遍览经史子集，对儒家、法家、兵家、道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进行深入研究，尤其对《孙子兵法》《六韬》等军事着作爱不释手。

在隆中隐居期间，诸葛亮并非闭门造车，而是广交名士，与徐庶、石广元、孟公威等好友结下深厚友谊。

他们时常相聚，纵论天下大势，探讨治国安邦之策。

诸葛亮常自比管仲、乐毅，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，乐毅辅佐燕昭王振兴燕国，他以这两位历史名人为榜样，表明自己渴望在乱世中施展才华、建立功业的志向。

同时，他还与荆州的地方势力保持密切联系，通过与襄阳名士庞德公、司马徽等人的交往，深入了解荆襄地区的风土人情、政治局势和军事动态。

诸葛亮善于观察和思考，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。

他在田间劳作时，会仔细观察星象变化、气候变化和地理环境，研究天文历法与地理形势对军事行动的影响；在溪畔垂钓时，也会思考用兵之道，琢磨如何排兵布阵、克敌制胜。

经过多年的积累与沉淀，他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战略思想。

当刘备三顾茅庐时，诸葛亮在《隆中对》中侃侃而谈，为这位心怀壮志的汉室宗亲指明了方向：“自董卓已来，豪杰并起，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。曹操比于袁绍，则名微而众寡，然操遂能克绍，以弱为强者，非惟天时，抑亦人谋也。今操已拥百万之众，挟天子而令诸侯，此诚不可与争锋。孙权据有江东，已历三世，国险而民附，贤能为之用，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。荆州北据汉、沔，利尽南海，东连吴会，西通巴、蜀，此用武之国，而其主不能守，此殆天所以资将军，将军岂有意乎？益州险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。刘璋暗弱，张鲁在北，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，智能之士思得明君。将军既帝室之胄，信义着于四海，总揽英雄，思贤如渴，若跨有荆、益，保其岩阻，西和诸戎，南抚夷越，外结好孙权，内修政理；天下有变，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、洛，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，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？诚如是，则霸业可成，汉室可兴矣。”

短短数百字，却高瞻远瞩地分析了天下局势，提出了“跨有荆益，联吴抗曹”的战略构想，为刘备集团制定了长远的发展规划，展现出远超时人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政治智慧。

诸葛亮出山时，刘备的处境极为艰难。他屡战屡败，寄人篱下，在曹操大军南下时，连立足之地都难以保全。

建安十三年（208年），曹操率二十万大军（号称八十万）南下，荆州刘表之子刘琮不战而降，刘备被迫从樊城仓皇南撤。

当曹操的虎豹骑在长坂坡追上刘备时，刘备几乎全军覆没，仅率数十骑逃脱，形势岌岌可危。

在此危局下，诸葛亮深知单凭刘备自身的力量无法抵御曹操，必须联合孙权共同抗敌。

于是，他主动请缨，亲赴江东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外交谈判。

当时的江东，以张昭为首的主降派势力强大，他们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兵多将广，江东难以与之抗衡，主张投降曹操。

诸葛亮到达江东后，在孙权的宫殿中舌战群儒。

面对张昭等人的诘难，他引经据典，旁征博引，以犀利的言辞逐一反驳。

针对张昭指责刘备“弃新野，走樊城，败当阳，奔夏口，无容身之地”，诸葛亮指出刘备是在寡不敌众、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暂时撤退，且新败之后仍能重整旗鼓，足见其英雄本色；面对虞翻质疑刘备能否抵御曹操，他反问道：“刘豫州以数千仁义之师，安能敌百万残暴之众乎？退守夏口，所以待时也。今江东兵精粮足，且有长江之险，犹欲使其主屈膝降贼，不顾天下耻笑。由此论之，刘豫州真不惧操贼者矣！”

一番言论，有理有据，铿锵有力，令江东群臣哑口无言。

最终，诸葛亮成功说服孙权与刘备结盟。

他与周瑜共同策划了赤壁之战，利用曹军不习水战、战船用铁链相连的弱点，采用火攻之计。

为了确保火攻能够实施，诸葛亮在七星坛上“借东风”，虽有后人认为这是小说中的艺术加工，但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他对气象的准确判断和把握，无疑为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。

赤壁之战中，孙刘联军以五万之众大破曹军，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，不仅扭转了刘备集团的命运，也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，充分展现了诸葛亮卓越的军事智慧和外交才能。

赤壁之战后，诸葛亮协助刘备迅速扩张势力。

他们先夺取荆州南部四郡，随后西进益州。

益州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且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，是成就霸业的理想之地。

然而，益州牧刘璋昏庸无能，内部矛盾重重。

诸葛亮为刘备制定了周密的计划，先以帮助刘璋抵御张鲁为名进入益州，然后寻找时机夺取益州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诸葛亮留守荆州，负责筹集粮草、训练军队，为刘备提供坚实的后方支持。

建安十九年（214年），刘备成功占据益州。

入主益州后，诸葛亮面临着诸多挑战。

益州的政治局势复杂，本地豪强势力盘根错节，原刘璋旧部与刘备集团之间存在矛盾。

为了稳定局势，诸葛亮以“抚百姓，示仪轨，约官职，从权制”为原则，制定了《蜀科》。

《蜀科》是蜀汉的基本法典，它打破了益州豪强的垄断，建立起公正严明的法治体系。

对于违法犯罪行为，无论身份高低，一律依法惩处；对于遵守法律、有才能的人，则给予重用。

通过推行《蜀科》，诸葛亮整顿吏治，使蜀汉的政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，社会秩序逐渐稳定。

在经济方面，诸葛亮重视民生，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。

他兴修水利，主持修复了都江堰，保障了成都平原的灌溉用水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；推广蜀锦织造技术，鼓励百姓从事纺织业，蜀锦成为蜀汉的重要出口商品，为国家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。

此外，他还加强商业管理，促进商品流通，使饱受战乱的益州逐渐恢复生机，经济得到繁荣发展。

在南中地区，由于长期以来民族矛盾尖锐，当地豪强与少数民族部落时常发动叛乱。

建兴三年（225年），孟获等部落发动大规模叛乱，严重威胁到蜀汉的后方安全。

诸葛亮决定亲自率军南征。他深知单纯依靠武力镇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因此采取“攻心为上”的策略。

在南征过程中，他七擒七纵孟获，每次擒获孟获后，都给予他充分的尊重和信任，放他回去重新组织军队再战。

孟获起初认为自己失败是因为轻敌，不服气诸葛亮的军事才能，但经过多次较量，他被诸葛亮的智慧和胸襟所折服，最终心悦诚服地表示：“七擒七纵，自古未尝有也，吾虽化外之人，颇知礼仪，直如此无羞耻乎？”

从此，南中各族对蜀汉政权心悦诚服，南中地区得以稳定。

诸葛亮还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参与治理，促进了民族融合，为蜀汉稳定了大后方，也开创了民族和谐共处的典范。

刘备在夷陵之战中惨败后，病逝于白帝城。

临终前，他将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，留下“若嗣子可辅，辅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”的遗言。

诸葛亮深受感动，跪地泣拜，表示“臣敢竭股肱之力，效忠贞之节，继之以死”。

从此，他肩负起“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”的使命，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北伐征程。

为了实现北伐目标，诸葛亮厉兵秣马，积极筹备。

他首先对蜀汉军队进行了全面整顿和训练，制定了严格的军事纪律和训练制度，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。

同时，他还发明了许多实用的军事器械，其中最着名的当属木牛流马。

木牛流马是一种运输工具，能够在崎岖的山路上轻松运送粮草，解决了蜀汉军队粮草运输困难的问题。

此外，他还创造了八阵图，这是一种复杂的军事阵法，通过合理的兵力部署和变化，能够有效地抵御敌军的进攻，也可用于进攻时分割包围敌军。

建兴六年（228年），诸葛亮首次北伐。

他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，派赵云、邓芝率疑兵出斜谷，伪装成蜀军主力，吸引曹军主力；自己则亲率大军突袭祁山。

由于曹军毫无防备，天水、南安、安定三郡望风归降，关中震动。

魏明帝曹叡亲自坐镇长安，派张合率领五万大军抵御蜀军。

在街亭之战中，诸葛亮违背众人意见，任命马谡为前锋，防守街亭。

马谡虽然熟读兵书，但缺乏实战经验，他违背诸葛亮的作战部署，擅自将军队驻扎在山上，导致被张合切断水源，大败而归。

街亭的失守使蜀军的战略形势急转直下，诸葛亮不得不下令撤军，第一次北伐以失败告终。

尽管北伐受挫，但诸葛亮治军严明，他挥泪斩马谡，以正军法，同时自贬三级，承担北伐失败的责任。

此次事件展现了他赏罚分明、严于律己的风范，也让蜀汉将士对他更加敬佩和信服。

此后数年，诸葛亮又多次率军北伐。

建兴九年（231年），他再次出兵祁山，与曹魏名将司马懿展开对峙。

司马懿深知蜀军远道而来，粮草供应困难，采取坚守不战的策略，企图拖垮蜀军。

诸葛亮为了应对这一局面，在渭水之滨实行屯田，让士兵与当地百姓一起耕种，解决了部分粮草问题。

双方对峙数月，互有胜负。

最终，由于蜀汉后方李严运粮不力，诸葛亮被迫撤军。

在撤军途中，他设下伏兵，射杀曹魏名将张合，给魏军以沉重打击。

建兴十二年（234年），诸葛亮进行了最后一次北伐。

他率领十万大军出斜谷道，进驻五丈原，与司马懿率领的魏军对峙于渭水南岸。

为了打破僵局，诸葛亮多次派人挑战，但司马懿始终坚守不出。

诸葛亮深知自己身体每况愈下，为了尽快结束战争，他派人给司马懿送去女人的衣服，以此羞辱司马懿，激他出战。

然而，司马懿不为所动，甚至向使者询问诸葛亮的饮食起居和工作情况。

当得知诸葛亮事必躬亲，每天睡眠很少，吃得也不多时，司马懿判断诸葛亮命不久矣，更加坚定了坚守的决心。

在五丈原的秋风中，诸葛亮积劳成疾，病情日益加重。

但他仍坚持坐素车白旄，巡视军营，激励将士。

临终前，他留下《出师表》，向后主刘禅阐述北伐的意义和自己的忠诚，劝诫刘禅“亲贤臣，远小人”，“开张圣听，以光先帝遗德，恢弘志士之气”。

文中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的誓言，成为千古忠臣的绝唱。

最终，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军中，年仅五十四岁。

他的离世，让蜀汉上下悲痛万分，也让后世无数人为之惋惜。

诸葛亮的一生，是智慧与忠义的完美融合。

他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将偏安一隅的蜀汉治理得井井有条，使蜀汉在三国中成为政治清明、社会稳定的一方乐土；以军事谋略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奇迹，多次给强大的曹魏政权以沉重打击；更以高尚的人格魅力赢得了敌国的敬重。

司马懿曾评价他“真乃天下奇才也”，曹魏大臣刘晔也称赞他“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”。

诸葛亮不仅在政治军事上取得了辉煌成就，他的思想和品德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他的《诫子书》中“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”的教诲，成为无数人修身养性的准则，告诫人们只有保持淡泊宁静的心态，才能明确自己的志向，实现远大的目标；《出师表》中“亲贤臣，远小人”的谏言，至今仍是治国理政的金玉良言，提醒统治者要任用贤能，远离奸佞。

从草船借箭到空城退敌，从木牛流马到孔明灯，诸葛亮的智慧结晶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，成为智慧的代名词。

在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，他被描绘成无所不能的智者，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神机妙算，料事如神。

他的故事在中华大地上广为流传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。

东晋政权追封他为武兴王，唐朝将他列入武庙十哲，后世文人墨客如杜甫、陆游等，皆以诗歌赞颂其功绩。

杜甫在《蜀相》中写道：“丞相祠堂何处寻，锦官城外柏森森。映阶碧草自春色，隔叶黄鹂空好音。三顾频烦天下计，两朝开济老臣心。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”

陆游在《书愤》中也感慨：“出师一表真名世，千载谁堪伯仲间！”

这些诗句表达了后人对诸葛亮的敬仰和惋惜之情。

诸葛亮用毕生心血诠释了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信念，他的传奇故事不仅是历史的回响，更是一座精神丰碑，激励着后人在逆境中坚守理想，以智慧与忠诚照亮前行的道路。

千年之后，当我们回望三国风云，依然能看到那个羽扇纶巾、从容淡定的身影，在历史的星河中闪耀着永恒的光芒，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和自豪。